|
我出生在年，14岁开始接触曲艺。我们胡同有个票房，当年张伯扬、张剑平经常到此参加过排活动。票房里有个弹弦的老先生叫刘增祥，是个盲人，他能弹能唱，会算卦算命，最酷爱单弦大王荣剑尘先生的艺术，崇拜荣先生已经达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。每逢电台播放荣先生的段子，他总是把耳朵贴在收音机前，认真聆听，一曲唱罢，跳着脚的喊好。我小时候常去票房听老先生们溜活，一来二去很快和刘先生熟悉了。刘先生让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唱，我便学着张剑平的样子唱了几句《挑帘裁衣》，“就在阳谷县，有一个武大郎……”刘增祥先生听后觉得我有一定的天赋条件，唱得还算不错，答应有时间要给我好好排练。当时，我正在念私塾，不上课的时候就经常去找刘先生学习岔曲，牌子曲。后来，经刘先生同意，我又开始跟随花连仲先生学习。花先生学生很多，像王凤久、石慧儒、廉月儒、桂月樵、闫凤华、孟慧玲等等。跟花先生学习的第一个段子是《宁武关》，这个节目解放以后就不让唱了。第一次登台是解放前在大观楼，演出的节目是传统的牌子曲《杜十娘》。 年，我参加了国庆晚会之后，应同行之邀到东北沈阳演出。年，我光荣的参加了“赴朝慰问团”并演出单弦《青年英雄潘天炎》，很受战士们欢迎。回到祖国后，我又随慰问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，汇报节目。由于过渡劳累，在赤峰演出期间，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吐痰发现有血丝，一照相发现胸部有一块阴影，我很紧张和害怕，因为母亲和大哥都是因为肺病去世的。回到沈阳，辽宁省陈副省长亲自到车站去迎接，他听说我生病了，急忙向我走来，冲着我喊：“泽良同志，泽良同志。”我急忙走上跟前，陈省长向我询问病情，说：“泽良同志，你不要紧张，记住我的话，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。”陈省长没有让我回家，而是医院。医院只在瓦房店有一家，床位非常紧张，有的病人要等医院，而我从住院到治疗，一刻也没有耽误。在领导的精心安排下，经过将近半年的治疗，我的肺病好得很彻底，医院复查，医生都看不出我有得过肺病的痕迹。住院和疗养期间，我的一切费用由公家报销，一日三餐、营养伙食都调配的特别好，国家还安顿好了我的家庭，每月家里都能领到元的生活费，当时块钱也是很值钱的，可以养活10口人。就这件事情而言，说心里话，我是真心感谢我们的共产党，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有党给我们做后盾，什么困难、什么挫折我也不怕了。 年，我出院后调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文工团，一年后参加了吉林省歌舞团，主要表演单弦、相声、河南坠子。我在团里是“台柱子”，一场节目，我在台上的演出时间要占到二分之一以上，他们为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我“半台戏”。省宣传部宋部长是个曲艺迷，天津到东北的这些演员都认识宋部长，他看我演出非常辛苦，在一次文艺会议上就质问歌舞团团长，有你们这么用演员的吗？把阚泽良的嗓子累坏了怎么办？宋部长对我十分爱惜。年，省成立广播曲艺团，我又有幸成为了曲艺团的第一批演员。 年，我到北京出差，经人介绍，拜见了久违的荣剑尘先生。我在北京呆了20多天，每天下午都到荣先生家去，荣先生很喜欢我，有时给我说说唱腔和身段。临回东北的前一天，我向荣先生道别，荣先生不让我走，我就按照荣先生的要求退了火车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荣先生非要挽留我多住几天，结果还是希世珍师哥向我透露了荣先生的心愿，他老人家想收我为徒。周日，荣先生在饭店搞了一个小型聚会，一共13个人。荣先生让大家都斟满了酒，说：“今天我请你们来，对大家有个要求，我要你们承认阚泽良是我的学生。”我当时听荣先生这么说，很激动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，我赶快给荣先生磕头。转天，我返回东北，宋部长听说我拜师荣剑尘，建议让我把荣先生接到长春宾馆住些日子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荣先生没有来，遗憾的是短短几个月之后，荣先生就蓄意自禁了，这让我很心痛。我的单弦很受东北观众的欢迎，这和荣先生在东北打下的单弦基础有关系。荣先生年轻的时候，每逢伏天都要到沈阳避暑，张作霖十分赏识荣派单弦，在沈阳，荣先生有一大批喜爱他的观众。 新中国解放以后，很多传统节目都被禁止演唱，为获得艺术新生，50年代我创作、表演了很多新作品，如年我创作《勤俭持家》，后来还灌制了唱片，年创作《干劲足智谋多》被评选为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优秀节目，那时也没有奖金、奖品，但是心里觉得特别高兴。我还根据二人转的传统曲调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曲种——吉林琴书，很受东北干部、群众的欢迎。 （文革部分暂不刊登） 经历了十几年的动乱之后，曲艺演出仍旧很难恢复，多数演员都被下放到农村，他们早已改行，对艺术不再执着。文革结束后，我也只能配合歌舞团演出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主要负责拉大幕，另外还得跟着一块跳芭蕾舞。拉大幕也不容易，要结合着音乐和故事情节，慢的时候要缓缓的拉，快的时候“刷”一下子就得拉开。每当团里给外宾、国外朋友们演出的时候，都会请我过来拉大幕，但当时我已经调到吉剧团了，可仍然回歌舞团帮忙。我也因此得了个外号，叫“国际大幕”。对艺术也好，对其他工作也好，都要认真负责，用心去做，这样才能取得成绩。 年，吉林省曲艺团成立，我才继续开始了曲艺生涯。很快我们排演了单弦联唱、京韵大鼓联唱、京东大鼓联唱等节目，说新唱新，紧跟时代。电台经常播放我的录音，一些外地的听众纷纷打来电话，向我索取曲艺唱词，我毫不保留的将这些唱词寄给他们，为的就是广交朋友，更广泛的传播鼓曲艺术。 年，天津曲协举办单弦专场，一共组织了两场，在音乐厅，演出阵容很强大，有张伯扬、张剑平、赵玉明、马增惠、崔伟丽等。两场节目，第一场我是倒三，倒二是马增惠，攒底是张伯扬，我唱的是新段子《好女婿》；第二场张伯场倒三，马增惠还是倒二，我攒底唱《风波亭》。这期间，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已经开始筹建了，李世明找到我的住地，向我征询有关成立北方曲校的意见，但是并没有向我提及调我来曲校的事情。 不久之后，中国曲协在石家庄召开理事会，会议上侯宝林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王佩臣唱的叫乐亭大鼓，靳文然唱的也叫乐亭大鼓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乐亭大鼓？”我帮助侯先生解答了这个问题，说，“靳文然唱的应该叫乐亭大鼓，他生在乐亭，长在乐亭，用乐亭的方音、方言演唱。”于是我分别模仿靳文然唱了几句《双锁山》，又模仿王佩臣唱了几句《王二姐思夫》。王佩臣原先唱过平谷调，成名以后，称自己唱的这种曲调为乐亭大鼓，京津两地观众对王佩臣的演唱很认可，也就同时认可了乐亭大鼓的这个名称。在京津两地，一提王佩臣就是乐亭大鼓，一提乐亭大鼓就是王佩臣，其实，这和乐亭县真正的乐亭大鼓大相径庭。与会领导、专家听了我对乐亭大鼓的一番阐述和模仿，都表示赞同。 会议结束以后，我接到一封信，是孟然同志写来的，她在天津市曲艺团工作，但她老家是东北，我和她很熟悉。信上说，中国北方曲校成立了，你是天津人，希望你能落叶归根，回到家乡的曲校教学。我当时挺高兴，就答应下了。 （曲校工作期间暂不刊登） 年6月到年4月，我在天津电台开办了一个曲艺讲座栏目，每周二下午6点到6点半，主讲单弦牌子曲，一共讲了42次课。其间，还创作了三段新节目，演出了几次，效果非常好。天津的老观众对我非常爱戴，经常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能够多演出。年11月，我在天津组织单弦专场，由我攒底演唱传统节目《武松杀嫂》，观众非常热情，返场一直持续到午夜，花篮达枝之多，我十分感动。年，我被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“50年有特殊贡献的曲艺家”称号，感谢全国观众，尤其是天津观众对我的捧场。 我虽然是单弦演员，但是我对其他曲种并不排斥。我曾经创作了一段相声叫《学大鼓》，里面涉及到了乐亭大鼓、京东大鼓、东北大鼓，目的就是向更多的观众推荐鼓曲艺术，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大鼓，喜欢大鼓。我还喜欢唱评弹，我在天津演出的时候，每逢返场，总有观众要求我唱评弹。评弹很难唱，我的评弹还是年和蒋月泉先生学的。河南坠子、二人转我也很喜欢。我对曲艺是广泛的爱好，认真的学习，我本人就是一个“曲艺迷”。 年阚泽良口述 年1月许克整理 欢迎订阅《滨海满族》 赞赏金额将用于满族文化公益项目 阚泽良赞赏 人赞赏 |
